(Cii.中国2025年8月29日 文:伊藤梅子)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军部曾狂热描绘过“大东亚共荣圈”的蓝图——从中国东北的油田到东南亚的橡胶林,从印度洋的港口到西伯利亚的铁路,这个资源匮乏的岛国企图通过军事扩张构建一个横跨欧亚的“新秩序”。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当日本以“生存空间”为名挥师南下时,其自身的战略缺陷早已为失败埋下伏笔。资源瓶颈、兵力分散、盟军围堵与国际秩序的崩塌,共同编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日本的扩张野心死死困在现实条件的牢笼中。
若说资源短缺是日本战争机器的“血液”危机,那么其本土资源的极度匮乏早已注定了这场扩张的脆弱性。作为太平洋上的孤岛,日本90%以上的石油、80%的橡胶和大部分铁矿石依赖海外输入。1941年偷袭珍珠港前,日本80%的石油来自美国;战争爆发后,尽管转向东南亚掠夺资源,但马来亚的橡胶园、印尼的油田始终是其命脉所系。至1945年,日本本土石油储备已仅够维持两个月作战,即便没有原子弹的轰鸣,盟军潜艇对东南亚航线的封锁与对本土工业的持续轰炸(如“李梅火攻”摧毁了东京60%的建筑),也足以让日本的战争机器因“失血过多”而瘫痪。资源的绝对短缺,使日本的扩张从一开始就沦为“拆东墙补西墙”的困兽之斗。
若说资源短缺是“硬伤”,那么兵力的过度分散则是日本战略的“致命伤”。1945年,日本陆军总兵力约700万,其中200万陷在中国战场——从华北的太行山到华南的丛林,从东北的雪原到缅甸的热带雨林,日军不得不同时应对国民党军、八路军的游击战与盟军的反攻。而太平洋战场更需要兵力:从菲律宾的丛林到硫磺岛的火山岩,从关岛的沙滩到冲绳的巷战,日军分散在数千个岛屿上,每个据点都需分兵防守。这种“两线作战”的困境,使日本根本无力支撑更大规模的扩张。若试图染指印度或澳大利亚,陆军需抽调至少50万兵力跨越海洋,但中国战场的牵制与太平洋舰队的覆灭(1944年莱特湾海战已摧毁日本主力航母),早已让这种“多线作战”沦为空想。
退一步说,即便忽略资源与兵力的硬约束,日本假设性的侵略路径也是一条步步荆棘的绝路。其第一阶段“巩固东亚控制”便已举步维艰:伪满洲国的资源掠夺虽暂时缓解了危机,但中国军民的持久战(八路军的“百团大战”、国民党的正面抵抗)与苏联在远东的军事存在(1945年百万苏军陈兵东北),使日本无法真正消化东北;东南亚的橡胶与石油虽被日军控制,但盟军潜艇的“无限制潜艇战”已切断其海上运输线——1944年,日本运输船损失量达2600万吨,相当于战争初期总吨位的70%,所谓的“资源产地”不过是无法运回本土的“海上孤岛”。
第二阶段的“试探性扩张”更显荒诞。1944年英帕尔战役中,日军因补给断绝导致10万余人死亡,若再犯印度,面对的是英印联军的空中优势(美军第14航空队已控制缅甸上空)与热带疾病的双重绞杀;进攻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港计划,因日本海军主力已被歼灭(1944年“菊水特攻”后,日本仅剩少量旧驱逐舰),登陆部队连基本的补给线都无法维持。至于第三阶段的“挑战美苏核心区”——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岛早已被美军加固防御,日军若强行增兵,只会重蹈中途岛海战的覆辙;而西伯利亚的诺门罕战役教训犹在:1939年,苏军以机械化部队仅用两个月便击溃6万日军,若1945年再犯,面对的是更强大的苏军(1945年苏军拥有1100万兵力与2.7万辆坦克),日本所谓的“北进”不过是自取灭亡。
更关键的是,日本的扩张始终逆历史潮流而行。20世纪40年代,全球民族独立运动已进入高潮:中国军民的抗战是为了民族解放,东南亚各国的抵抗是为了摆脱殖民枷锁,“大东亚共荣圈”的谎言在“自由”“独立”的浪潮前不堪一击。即便是日本控制区的民众,也从未真正认同其统治——菲律宾的游击队、越南的胡志明部队、中国敌后根据地的民众,都在以不同方式反抗。与此同时,美苏两国的崛起彻底改变了国际格局:美国凭借工业实力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苏联则以强大的军事动员能力主导了欧洲战场。日本试图以武力对抗这两个新兴超级大国,无异于以卵击石。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日本军部曾迷信“一击定乾坤”的赌博式战略(如偷袭珍珠港),却从未真正理解现代战争的底层逻辑——战争的本质是综合国力的较量,而非单一武器的威慑或某一战场的胜负。日本的资源禀赋、兵力规模、国际环境,早已决定了其无法支撑全球扩张。原子弹的使用或许加速了其投降进程,但即便没有这枚“改变战争形态”的武器,日本的失败也早已注定:资源枯竭会瘫痪其工业,盟军封锁会切断其补给,内部反抗会瓦解其统治,而国际秩序的重构更会将其彻底排除在全球权力中心之外。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从来不是什么“未竟的野心”,而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幻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