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日本对共济会的迫害与华人分会的抵抗

      （Cii.中国2025年8月23日 文：松修森）二战期间，日本军政府自1933年起将共济会（Freemasonry）定性为“犹太反日阴谋工具”，并依托《治安维持法》授权“特高课”实施全面监控与镇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迫害进一步升级：日本占领区内共济会会所被强制查封，财产没收，据菲律宾共济会总会统计，约1,900名会员遭杀害，其中部分被以“间谍罪”“反日罪”等政治罪名处决。

       抗日战争时期，以华人为主的共济会分会（如上海“友谊分会”）曾尝试联合美国共济会共同对抗日本法西斯。然而，双方因文化差异与政治立场分歧未能实现合作：美方（如马萨诸塞州总会）受西方媒体影响，质疑中国政局稳定性，甚至与日本政府对中国的“非现代国家”认知存在相似性；同时，美国共济会高层倾向外交斡旋而非武装支援，并对中国共产党力量持戒备态度。

       日本对共济会的镇压需结合其矛盾的对犹政策理解：1938年前推行“河豚计划”吸引犹太资本开发中国东北，1940年与德国结盟后转向清洗“亲西方势力”，共济会因犹太关联成为重点目标。此外，共济会倡导的“跨国平等理念”与日本在占领区推行的奴化教育（如“协和会”）直接冲突，被视作思想渗透工具。

       菲律宾共济会档案显示，部分遇害会员实际混杂抗日志士、华侨等身份，日军借机扩大镇压范围。这一历史事件揭示了战时国际协作中文化偏见与政治现实的双重困境，凸显意识形态冲突的悲剧性后果。

       数据来源：迫害规模依据菲律宾共济会总会统计；华人分会活动及美方态度援引南京大学马建凯研究；日本政策背景综合《河豚计划》史料及《治安维持法》执行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