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性危机的制度根源与转型路径

     （Cii.中国2025年8月20日 文：刘远）中国经济的“萎缩”本质是汲取性制度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和隐性担保，债务规模突破100万亿元（占GDP 80%以上），贵州、云南等省债务率超300%，利息支出挤占民生投入，形成“借新还旧”恶性循环。资源错配同样严重：国企以不足40%的GDP贡献占用70%银行贷款，而民营企业（贡献60%就业、50%税收）融资成本高出3-5个百分点。典型案例是恒大集团通过政商关系获取廉价信贷，盲目扩张至汽车、文旅等领域，最终引发2.4万亿债务爆雷，牵连5000家上下游企业。

       尽管中央推出减税降费政策，但基层执行严重扭曲。2013年小微企业增值税免税政策被基层税务部门以“纳税辅导”变相架空，江苏纺织企业反映“免税额度从未兑现”。2023年浙江义乌小商品企业被强制补缴3年社保（占利润30%），导致20%作坊倒闭。数据印证了生存环境恶化：2024年民企投资增速降至1.2%（2019年为8.7%），个体户注销量同比激增45%。

       消费降级与信用枯竭：分配失衡的连锁反应

       高房价和债务压力挤压居民消费能力。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达25:1，北京双职工家庭房贷占收入60%，被迫削减育儿和旅游支出。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降至3.1%，拼多多低价订单占比65%，反映“生存型消费”替代品质消费。信用体系亦受冲击：河南村镇银行暴雷（400亿存款无法兑付）导致居民储蓄率升至58%，中小企业贷款不良率升至4.5%，银行惜贷加剧流动性危机。

        政策局限与改革方向

       当前政策存在“治标不治本”矛盾：虽取消284项涉企收费（年减负210亿），但社保缴费率仍达30%（OECD国家平均15%）；小微企业贷款名义增速达标，但隐性成本使实际利率达8%-12%。结构性改革需突破三重枷锁：

       1.债务透明化：以市政债替代土地财政，遏制地方隐性债务；

       2.产权保护：落实《民法典》第113条，避免运动式执法冲击经营预期；

       3.分配改革：将劳动者报酬占比从52%提至发达国家60%-70%水平，重建消费-生产循环。

       结语：制度觉醒的紧迫性

       中国经济困境的根源在于“权力主导型增长模式”的熵增效应。若不能打破地产、地方债和国企垄断的汲取性循环，将重蹈日本“失落的三十年”覆辙。唯有通过制度层面的“创造性破坏”——建立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才能避免系统性溃烂演变为长期衰退。